清晨的龙州烈士陵园,薄雾未散。 67岁的陈建国穿着袖口磨出毛边的旧军装,蹲在一座墓碑前。 他掏出一袋温热的炒花生,摆在刻着“王二喜 1965-1984”的碑前,又拧开二锅头倒进泥土。 酒液渗入地面泛起细泡时,他忽然侧身躺下,肩膀紧贴冰凉的石碑,仿佛又回到1979年硝烟弥漫的猫耳洞——那时18岁的王二喜总把最大的花生塞给他:“班长,你得留着劲打仗。 ”
青山埋骨处
龙州县北部的山坳里,占地2万平方米的烈士陵园被木棉树环绕。 这座广西边境规模最大的烈士安息地,分四个墓区沉睡着2300余位英魂。 他们牺牲时最年长的51岁,最年轻的仅17岁。 陵园负责人蒙安保已在此守护18年,每天清晨带着团队擦拭墓碑、修剪草木。 青石台阶被扫得发亮,每座碑旁都立着崭新的五星红旗。 “得让烈属们知道,英雄一直有人陪。 ”他说。风过处,松涛声如低语回应。
今年清明,陵园比往年更早迎来人潮。 湖北随州的朱仁清带着30人的家族祭扫团,清一色穿着军装。她哥哥朱仁义牺牲后,她毅然参军。 “哥,我替你握紧枪了。”她轻抚墓碑低语。 不远处,79岁老兵王业盛颤巍巍地向每座墓碑敬礼:“现在不打仗了,你们好好歇着……”转身时,他摸出手机与墓碑合影,屏幕反光映亮他脸上的泪痕。
未尽的约定
陈建国的左腿阴雨天总会剧痛——那是1984年王二喜推开他扑向手榴弹时,嵌进他身体的弹片。此后四十年,他在县城支起修鞋摊,攒下的钱除给儿子交学费,其余全寄往湖北农村,汇款单署名“王二喜”,附言栏永远写着:“部队发的奖金”。 去年他专程去了趟王家,对着二喜年迈的父母笑道:“他在外地当干部,忙得很! ”跨出大门才敢抹眼泪。
同样的谎言也出现在雪域高原。 西藏波密烈士陵园里,老兵白虹将家乡酒洒在黄显春墓前。 1994年雪崩时,黄显春为推开他被滚石砸中。 此后三十年,白虹每年悄悄到战友衣冠冢前摆放鲜花,却始终不敢见其家人。 直到今年清明,黄显春的外甥女通过退役军人事务局找到他:“舅舅总提起您,一起去看看他吧? ”两株从父母墓前移栽的麦冬草终于陪在黄显春身边,其花语是“勇敢无畏”。
活着的手信
高速公路崇左服务区的“祭扫驿站”前,68岁的张新发接过志愿者递的热茶。 他从广东自驾八小时赶来,副驾坐着儿子和孙子。 “再不来,以后怕走不动了。 ”他拍着左膝苦笑。 这位荣立三等功的老兵,疫情三年只能请志愿者代祭扫。 今年他执意带孩子们“认路”:“等我躺下了,你们得接着来。 ”窗外,“向老兵致敬”的横幅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更多无法抵达的思念正被接力传递。 陵园里,志愿者苏华的手机架在墓碑前,视频那头是湖南的烈属。 “成国均烈士,家人委托我们看您了! ”她仔细擦拭青石,摆上烟酒,代读家属手写的祭文。 十六年来,她所在的志愿者协会从3人扩展到670人,最年轻的成员阮梁芬刚大学毕业。 女孩拾起飘落的木棉放在贵州籍烈士墓前:“花瓣像血,树干像脊梁——所以它叫英雄花。”
沉默的勋章
南昌老城区的旧屋里,夏桂林的“老兵搬家公司”刚收工。 墙上挂着的79式军服一尘不染,与七位战友挤住三十平米宿舍的他,坚持出车时全员戴军帽:“这是精气神! ”1979年他们作为汽车兵穿越炮火运送物资,如今却因失业组建搬家队。 有人提议找转业后当银行行长的战友贷款,被夏桂林否决:“穿军装的人,饿死也不能丢份! ”十年间,他们靠徒手搬运攒出五辆货车,搬家完总顺手帮客户打扫。
在河南许昌,70岁的叶红良仍保持着部队作息。 清晨先给瘫痪的妻子翻身,再巡查社区消防设施。 1979年他作为重机枪班长喊出“宁可前进一步死”,如今光脚冲进火场救邻居,脚底烫出血泡。 床头三枚军功章被锁进抽屉,他最常念叨的是:“我那帮躺南疆的兄弟,才真该领勋章。 ”
体温与寒衣
暮色浸染龙州陵园时,陈建国缓缓站起。 他脱下军装仔细叠好,轻轻盖在王二喜的墓碑上。 “天凉了,给你披着。 ”酒瓶已空,花生袋被风吹得窸窣响。 他退后三步,忽然挺直微驼的背敬礼——左腿弹片刺疼,但身姿如四十年前的新兵般笔直。 转身时没回头,风里传来他喃喃的承诺:“替你们把人间看够。 ”
松林深处,一件军装静静覆着石碑,领章的红线在夕阳下洇出暖光,像极了当年猫耳洞里分享的那颗花生,还带着生者的体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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